这些年来，保证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同宪法相抵触方面的程序性法律的制定工作，尚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甚至没听说有什么立法规划。
第三，天皇统治为日本国家之根本，天皇及其统治大权神圣不可侵犯，必须绝对服从。在1868年出版的《立宪政体略》一书中，他就颇为系统地阐释了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的国家类型学问题，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国体观，即将国民的权利视为国体的本质要素。
质言之，无论是国体与政体的区分，还是国体概念的复合结构，都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理论框架，使近代东方传统政治观念与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矛盾有效地达成了妥协，即在国体这一概念的掩体之内，收拾起东方旧有的君主制传统及其统治利益的核心要素。然而，穗积八束虽然在问学过程中曾经相继受到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拉班德的实证主义法学的濡染，留学归国后亦曾放言余将援用拉班德研究法等，讲述我宪法法理，但似乎并没有修得拉班德宪法学的那种非政治性的神韵。[50]而在穗积八束学术生涯末期的1911年，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同样也是留德的同仁——美浓部达吉博士，则对国体宪法学提出了更为彻底的挑战，其打击点自然是穗积的国体学说。来源：《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 进入 林来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体 国体宪法学 穗积八束 去政治性 国家类型学 。国体与政体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实际上使得国家形态的分类标准实现了真正的二元化，从而推动了国家类型学的发展。
[5] 鉴于上述这些缘由，国体的观念史研究就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只是政治学家的见解。其不服教育部不予受理之决定，嗣以教育部为被告，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求其撤销教育部之决定，而令教育部另作出行政复议。
此项作为合乎国际经验与步调。See Wu Zhiguang. Legal Analysis of Cases Involving Court Setting Aside Decisions of Central Teachers' Grievance Board ofMinistry of Education[C]．Ministry of Education Academic Forum of Remedies and Practices of Educational System, 75 (2008). [12]吴志光：《教育部中央教师申评委员会评议决定性法院撤销案件之法律评析》，载2008年11月25日《教育部2008年度教育体系中之救济与实务学术研讨会之会议实录》，第77页。[2]我国对教育之管制，主要表现于以下两个纲领性文件： 1.《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之决定》于1985年出台，主要内容系规范学校办校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高校设立副部级之行政级别，成为高校迈入行政化之重要指标。准此，教师升等之评审就如同学生退学处分一样，在不久将来，应会被划入司法审查之范畴内。
（四）高校教师聘任契约之释疑 1．私法契约的迷思 高校教师之聘任系职务上之聘任，依通说系教师与学校间以合同之形式，在平等之基础上，经过充分协商讨论所达成之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在我国仍认为其系私法上之契约。并非军训室设立后，其所作之管理行为或决定，是否在自主权之范围内，或许这才是大学自主的真谛所在。
综观王讲师及邹副教授申诉后提起行政诉讼案件，法院即以非具体行政行为之理由，判决不受理，尚未进人实质审查程序，当事人自属不服。因此，笔者所关心者除了事前参与之程序外，尚着重于事后之救济程序。See Ma Huaide. On Legal System of School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82 (2007). 进入专题： 大学自治 大学自主 立法裁量 司法审查 。另一方面实现教师学术自由权，而产生衍生性给付请求，透过聘用契约及评审手段，让合格公民取得教育职业之途径。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应当接到申请后，重新组织评议一次。于此，相关升等评审之作业程序当事人自无法事前参与，如无法事前参与，事实上依照片面接触禁止原则，当事人事前参与之情形几乎没有，则有赖事后救济之机制，谋求解决。因为，根据Ule 教授之重要性理论，该记过申诫之处分，仅系内部管理规则，学生须另寻内部规章，申诉解决之。于我国上海某高校亦有类似情形，在教师职务评审中，有关部门将应用经济学与工商管理学两学科合并为一个评审组进行评议，其中9名评委中，工商管理学科之教授仅一人，其余均为应用经济学之教授，导致申请升等之工商管理学科教授5人中有4人被刷掉，而应用经济学教授之升等申请，全数过关。
其实，综观我国教师法第39条第1、2款规定，以及1995年《国家教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第八条之规定，已将教师申诉及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之程序，做了一定程度之规范与梳理。前述内容及有关自主权项目，自然会被纳入教师与高校间之聘用契约之内，其目的当然期望教师致力于学术研究、教学与服务、提升文化教育与水平，以符合国家之教育政策，自有强烈之公益色彩，且教师担任教育工作，依聘约内容履行对学生应提供之教育服务，及所得行使之公权力行政，以达成给付行政上之公法目的，性质上，自属行政契约。
邹副教授不服，同年9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唯从我国之教育之立法管制政策、相关法令规定及对大学自主权之规范结构并无意将此评审行为视为特别权力关系之一部分，而拒绝司法审查。
[16]就如同该实施意见第八款所规定者，对教师升等之评审不服者，可向主管行政教育部门申诉。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足证立法之原意及教育政策，对教师升等申请之审查并无排除司法审查之取向，观诸高等教育法及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尚规范高校应设立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处理升等事宜，即可明了立法者之决心。该《实施意见》第8条第1、4款分别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它教育机构提出的申诉，由其所在区域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受理。（二）从行政主体资格及相关授权之评析 根据现行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第14条及第15条第5款规定，教育部门及经法律授权之大学系教师升等之评审主体，而教育部门及经法律授权之大学组织其内部之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系机关或学校内部之管理组织，对教师升等进行评审，则评审效力自然归属于该机关及学校本身，并以其自己名义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又见诸我国整个相关教育法律及命令，并无要求申请升等评审之教师单方忍受国家课予负担之义务。
此外，我国对高校之管制，尚有以高阶法律、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针对高校之准入管制、价格设定、教师资格认定、考试与教学评估、学生之惩处等各类项目，由教育部门加强管制。教师对于高等学校职称评定结果不服的，有权向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申诉。
Chen Yi. The Dilemma in Remedyin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Disp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e Case InvolvingCheating[J] . Soochow Jurisprudence, 216-222 (2008) (3). [9]杨淑娣、王惠娜："中国教育的政府管制模式探讨"，载《理论界》,2007年第1期。Chen Xinmin. Rationale of Chinese Administrative Junsprudence [M]．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Law Press,65-67 (2002). [8]陈仪："从一起作弊案透视我国教育行政纠纷的救济困境"，载《东吴法学》2008年秋季卷，第216-222页。
唯在行政法学上讨论公法，何必汲汲于民法之规定，大学有公法人之特色，即可体现在公立大学自主权之上。准此，大学自治系法律的授权结果，除非法律明白的限制，一个法治国绝对不会任意限制大学内设立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
兹另述如下： （一）法院对教师职务评审之审查密度： 在法治国依法行政之下，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或法律效果之选择，自应受到相关法律之拘束。其申诉内容涉及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它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者，申诉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教师职称评定委员会的组成和评审程序依据学校章程确定。故实际上，教师职称之评定，早已下放，成为高等学校之自主权之一。
而教师职务之升等与保障，即为制度性之保障一种，因为其系基本权之一，故对教师职务升等评审列为司法审查之行为，自与大学自主不相违背。本文将以现行代表案例等为基础，提出不同之看法与意见，并就其中衍生反应之问题，如大学自主与内部管理、公法契约、司法审查密度等予以比较说明，最后提出美国，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法理上之见解与实务上之作法，或者对健全我国现行高校教师之评聘制度有正面积极之意义。
由于教育行政中，教师升等评审之功能系透过客观标准，严密之参数与计算公式，对教师个人能力及学术水平加以评比，则在程序设计上，必然要求严格与秘密，以避免申请升等评审教师（具体行政行为之相对人）事先知悉（例如，升等著作提请校外人审查，该被评教师，自不得事先知悉而与之接触），方足以维护评审之公平性。另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See Zhang Tongrui. Privatization and Safeguarding the Status of Civil Servants: Based on the Case of Privatizing RetiredServicemen Engineering Agency[C]．The 2nd. Academic Forum o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and Judicial Remedies in 2007,24-25(2007). [16]参见马怀德主编：《学校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则大学本身，既经法律授权，可在其学校内部成立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管理教师申请升等事项，并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5条第三项规定，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为不服者，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则本案原告，经向学校申诉未果后，改向行政主管机关之教育部申请复议，复议未果，再提起行政诉讼，自有其依据，也合乎依法治国、保护人民基本权利之原理。
确定该项机构系在大学自主权范围所依法设定后，方权衡其所作的管理行为或决定，是否系基础关系或内部管理关系，并依据Ule 教授之重要性理论，决定何种事项，系在司法审查范围内。[14] (3)仅靠评审委员会内之多数决，而无专业判断之理由以及学术论据为支撑基础，例如，提供内审或外审之有关教师升等著作审查意见表内，仅有特优、优、佳、普通、差等项目，供评审委员勾选，而未明定具体客观标准，致评审委员无法本于专业评量之标准，做出客观可信与公平正确之决定，自会增加司法审查之密度。惟后者，无疑加强了法院审查之密度，与前述法院宜采低密度审查而尊重原评审者（各校之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或教育部、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高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决定之原则相违背，则不如回归前者所说的，加强评审标准之客观化、公开化及专业化，建构完善之高校审查机制，则有助于事后司法审查之进行。[8]如果高校有关部门对学生实施记过、申诫等处分，因无侵犯学生受教育之权利，仅构成学生申诉的条件，则学生自不得提起行政诉讼，纵使提起，法院亦将判决不受理。
因为该事后之救济程序，即为教师之权利救济，由于受制于教师职务评审中本身之特性，究竟，司法可介人之程度如何，确是一大考验。且公立大学与教师所签订之聘用契约，应为公法上之契约，系行政法所调整之对象，并不影响本于该契约在升等评审上谋求司法审查救济之途径。
Yang Shuti, Wang Huina. On China'sModel of Government Control of Education [J]. 1 Theory Horizon,2007. [3]参见马怀德主编：《学校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版，第6-7页。[3] （二）高校教师评聘制度之管制程序 根据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职改字[1986]11号文件批转执行之《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系由国家教育委员会指导全国高等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且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工作应在各地职称改革工作领导下进行，并由该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负责在其本区之高等教师职务资格的评审工作。
See Cai Maoyin,Huang Zhaoyuan. Constit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M]. Taibei: Shanng Culture Enterprise Co. Ltd.，1-66 (2006). [7]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 - 67页。【注释】 [1]参见邹健锋：《华中科大两教师不满职称评定，将教育部告上法庭》，载2003年11月5日《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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